“照亮0-3”，公益力量触达儿童早期发展“最后一公里”

“那场车祸让我有了更多思考，在挫折中作出改变。”田红艳告诉记者，她不仅重新站了起来，还创办了定边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，投身构建妇女儿童友好的社区环境。她发现，这些青少年暴露出的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其生命前几年。

王博雅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团队，在陕西农村开展了一项针对0-3岁儿童的干预研究。131个村，由乡镇干部入户提供每周两个新游戏的养育指导，持续6个月。干预结束后，儿童的认知发展得到显著改善。

在照亮0-3-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伟看来，0-3岁服务如同中医“治未病”，提前补齐家庭养育短板，有助于从根源减少青少年心理、亲子矛盾等方面的潜在问题。
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徐晓新分析说，人口分散导致服务递送成本更高，地方财力相对有限，家庭付费能力也不足，服务成本与支付能力之间形成了张力。

“我们做了好几年了，但发现需要做的事情太多。”秦伟说，自2022年开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探索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，目前在近200个中心/站点开展服务。仅靠机构自身的执行力量，覆盖范围始终有限。

田红艳用了一些“土办法”。没有教具，就地取材，用水瓶、豆子、小米；没有场地，就去村口做宣传，和公共卫生人员一起入户普及科学育儿知识；没有专业老师，就从在地妈妈里培养志愿者……

她还请教了富有经验的毛磊。作为“童萌亲子园”创始人、负责人，毛磊团队走出一条路子——社区提供场地，基金会支持研发，妈妈群体负责运营，“几方各取所长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服务。”

王博雅分享了规模化探索路径。一是“一对五”小组式服务，即一名养育师同时服务五个家庭；二是“数字化支持”模式，通过App与养育师、儿保医生等一线人员协同，支持家长线上学习科学育儿活动。

王博雅提醒，数字化工具的有效使用离不开一线养育师的引导和协同，无法完全替代有经验的养育师。对于田红艳、毛磊等人来说，个案探索面临各自现实挑战，亟需获得更多制度性支持。

为破解行业发展困境，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、盖茨基金会、公益慈善研究院、励基金、心和公益基金会、叶氏家族慈善基金、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、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9家机构联合发起国内首个0-3岁儿童早期发展共建式慈善项目。该项目探索出“三个一”模式：

“原来指导怎么喂养，现在要加上怎么教育。”北京市平谷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朱衍力说，当地依托20个乡镇卫生院的儿保医生队伍，在疫苗接种点嵌入儿童早期发展服务。

谈及未来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儿童发展保障体系，宋文珍强调，需要三个层面的构建——提升战略定位，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；构建一揽子政策体系，从婚前保健到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；建立多层级、多形式的服务网络。

“在早期儿童发展方面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，市场是标准化和规模化服务和产品主要的提供者。对公益组织来说，在不同阶段会发挥不同作用，比如模式探索阶段，公益可以先行先试；而一旦体系相对成熟，公益更多会扮演补位的角色。”徐晓新说。

日前启动的照亮0-3-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2026年度资助计划，将重点聚焦回应性照护、科学育儿两个薄弱领域，梳理行业优秀经验与实践教训，形成标准化成果并向全行业开放共享。